本书是“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外著名学者伯林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伯林语境下自由与多元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伯林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经验与智慧有着怎样的启迪意义。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他宽泛的政治理论思想中，存在着一条贯通彼此的重要线索：揭露20世纪极权主义的概念根源。伯林大体通过对三个层面的分析来追溯这一根源：卢梭等思想家对自由观念的扭曲；启蒙的科学至上主义，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道德一元论。 乔治•克劳德认为，伯林对自由在当代之敌人的批判非常激动人心且充满力量，但其思想一致性也受到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紧张关系的威胁。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简明易解的文字全面而详细地分析了伯林的政治观念，并以此为政治思想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本书作者指出，以往对中医药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无论是把中医纳入生物医学框架，还是视为“他者”的地方性文化，都无法深入理解中医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由此他提出将“多元性”和“综合性”定义为中医实践中的两个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在中国学习中医期间所做的田野调查，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当代中国中医在发展历程中涉及的多个能动性因素和过程，证明了其是一个非单一中心的、交互的过程和网络。作者认为，应摆脱霸权的生物医学功效模型来看待中医，所有的医疗实践在根本上都是实验性的，应以透明的方式评估各种医疗模式对疾病控制的利弊。

本书作者指出，以往对中医药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无论是把中医纳入生物医学框架，还是视为“他者”的地方性文化，都无法深入理解中医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由此他提出将“多元性”和“综合性”定义为中医实践中的两个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在中国学习中医期间所做的田野调查，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当代中国中医在发展历程中涉及的多个能动性因素和过程，证明了其是一个非单一中心的、交互的过程和网络。作者认为，应摆脱霸权的生物医学功效模型来看待中医，所有的医疗实践在根本上都是实验性的，应以透明的方式评估各种医疗模式对疾病控制的利弊。

1998年秋，在柏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举办了一场关于柏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聚集了一群全球顶尖的学者。本书集收录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外，还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现场辩论。 本书不仅包括与会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与相关性。 能够在这本书里，看到托马斯·内格尔、罗纳德·德沃金、查尔斯·泰勒和伯纳德·威廉姆斯这些卓越的思想家聚集一起，就一个问题著述讨论，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每一个观点似乎都充满了神韵。

《以塞亚·伯林的遗产》内容简介为：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一九九八年秋，在他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思想颇有研究的学者，以向公开的批评和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多元主义是与会学者一个核心关注点：伯林的多元主义信念是他的思想史研究与哲学论述的核心，他也将多元主义视为自由价值的关键所在。 在会议上提交并编入此书的论文着眼于伯林作品的三个方面。马克·里拉等回溯了伯林关于“刺猬”和“狐狸”之区别的理论的发展和结果。伯林以“刺猬”指称那些对人类行为和历史持有整体的、统一的理论的思想家，而以“狐狸”指称那些信奉多样性的思想家，他们拒绝那种将人性服从于普遍视野的冲动。罗纳德·德沃金等研究分析了面对伯林的洞见——同等合法的价值，如自由与平等，可能走向无法调和的...(展开全部)

1998年秋，在柏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举办了一场关于柏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聚集了一群全球顶尖的学者。本书集收录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外，还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现场辩论。 本书不仅包括与会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与相关性。 能够在这本书里，看到托马斯·内格尔、罗纳德·德沃金、查尔斯·泰勒和伯纳德·威廉姆斯这些卓越的思想家聚集一起，就一个问题著述讨论，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每一个观点似乎都充满了神韵。

本书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在鲁迅研究领域所做的全新思考与论述的结集，聚焦鲁迅对当代中国，尤其是当下年轻人的影响与意义。作者借此重申了鲁迅作为民族性、原创性的思想者与实践者的重要价值，并充分论证了鲁迅在当代中国仍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迪作用。 作者从“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以及“重看历史中的鲁迅”等三重视角来重新审视鲁迅与时代的关系，昭示出在急速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重拾鲁迅精神，去抵抗新的时弊，努力寻找新的出路。

以赛亚・伯林之所以享有崇高国际声望，不仅因为他身为哲学家、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和公众人物所作出的赫赫成就，还因为他跻身众多不同领域，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有交往，同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对许多人而言，他是一位受人敬爱的朋友和导师。

《伯林书信集》（卷二）的时间跨度自1946年至1960年，记录了伯林在战后重返牛津大学作为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在此期间，伯林克服了最初的学术挫折和自我怀疑，从哲学转向思想史研究，并由此绽放了辉煌的学术生命。同时，他的私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经历了父亲去世引发的情感波澜，开始了对有夫之妇艾琳•哈尔本的追求，并与其在1956年走入婚姻殿堂，完成了从单身汉到丈夫与继父的转变。伯林生命中这一段启迪他人也成熟自己的闪光年华，生动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书信当中。